《北京文学》
将从1998年开始
推出“当代中国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”
消息一出
各种议论纷至沓来
例如
地方性刊物是否有资格“排行”
“排行”的作品是否公正？……
然而
争议的焦点则在于———
岁末年初，是报刊订阅的黄金时期，怎样在报刊林立的现代社会吸引读者的目光，是每个报刊都不得不考虑的现实问题。《北京文学》1998年第1期还未出版，近期以来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，因为它在媒体上公开发布了“1997年度当代中国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”。
据《北京文学》“关于举办当代中国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的告白”中说：“……我们发起举办当代中国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，旨在促进文学创作的健康成长，倡导一种文学的精神，一种坚持不懈的美学探求，一种自强不息的艺术升华。……我们的宗旨是纯粹、公正、权威。”
在这样的标准之下，首次排行榜上分别列出了1997年度创作的中篇小说、短篇小说、诗歌、散文各10篇。刘恒《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》、阎连科《年月日》列中篇小说第一、二名；铁凝《秀色》、徐坤《厨房》列短篇小说第一、二名；西川《厄运》、舒婷《最后的挽歌》列诗歌第一、二名；王蒙《我心目中的丁玲》、徐晓《永远的五月》列散文第一、二名。
此榜一出，媒体争相报道，在文学圈内也有许多议论。争议大多集中在几点上：“排行榜”本身是否属于炒作？一个地方性刊物是否有资格做这个工作？“排行”的作品是否公正？
带着这些问题，记者近日在《北京文学》编辑部采访了社长章德宁女士和副主编兴安先生。
章德宁说：我们听到了一些议论。我们现在所考虑的，是这件事本身不好？还是操作得不好？或者这件事开始好，但最后上榜的有的作品不是很好？人们是否对排行的结果不满意，而导致了对这件事本身的非议。我们第一次经验不够，可能有些地方做得不好，争取下一次做得好点。
据兴安先生介绍，这一次的排行因为是对1997年全年，工作量太大了，37个评委的阅读量很大，以致人们对排行榜的结果不甚满意，主要是对诗歌、散文的排行不满意。评委们大多是小说方面的，诗歌和散文的评委本来就少。但是我们敢说，排上的作品都是好作品。从1998年开始，是每季度排一次，工作量相对减少，工作可以做得细一些；以后我们准备给每个杂志都发推荐信，再加上读者的意见、专家的意见，这样反映的结果会更全面。
对于外界议论《北京文学》是否有资格进行“排行榜”的工作，兴安认为，中央级刊物没有做的事情，地方刊物当然可以做，并且《北京文学》是联合了“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评论专业委员会”一起来做这事的。《北京文学》作为近年来一个正在上升的、影响越来越大、被转载、报道次数越来越多的这样一个杂志，有胆量搞好这样一个活动。当然了，兴安表示，《北京文学》还是准备以后多吸收一些有名的编辑参与此事，包括外地的资深编辑；现有的37个评委不仅限于北京，今后还要加强与外地评委的联系。
那么，这件事本身是否属于炒作呢？兴安说，如果是炒作，不一定要用这种方式，应该有更好的炒作方式。炒作是要和经济挂钩的，而评委们此次看稿都是义务性的。
而《北京文学》此番被媒体大量宣传报道，杂志的发行量是否有所增加呢？对于记者这一询问，兴安回答，对于杂志的发行量并不一定有直接影响，但因为被关注、议论较多，对杂志的知名度当然是有好处。兴安强调，暂时的、短期的轰动效应，如果没有后续行为，对杂志的发行量最终都不会有帮助。
记者就此事还分别采访了几位评委。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吴思敬先生说：用畅销书的排行手段进行纯文学的推选，是活跃当代文学创作的一种办法。排行之后，肯定会有不同意见，这是正常现象。专家评选和大众投票是不一样的，此次排行榜反映的是一部分专家的意见，对于作家和读者有一定的参考价值。排行本身不一定有多大权威，只是一家之言，并不能成为定论。至于评选本身，采取的是少数服从多数的投票办法，我推荐的一位诗人就没上榜。
解放军艺术学院教授、著名作家朱向前先生，近年来充任许多奖项的评委，比较了解这类工作的内幕。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，90年代以后，文学多元，评奖也有了多重标准，比如政治的标准或市场的标准，而相对纯粹的文学标准较少。《北京文学》的“排行榜”填补了这一空白，出现了一种新的声音，这一点是有意义的。但由于刚出台，在操作上可能还有些问题，“排行榜”的说法还可再斟酌，称“排行榜”多少带点炒作的嫌疑。“排行榜”如果不介入传媒，发挥不了它应有的作用，但一介入传媒，就有点炒作的嫌疑，我觉得这是有怪圈性质的。当然，很多事情，看我们从哪个角度去理解，这件事我们也可以理解为纯文学借助传媒发出自己的声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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